跨越边界的社区（修订版）

现代社会理论常把“流动”与“共同体”放在对立位置：人一旦离开乡土、进入城市和市场，原有关系似乎就会松散，个体逐渐成为彼此分离的劳动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北京“浙江村”的经验却提出了一个相反的现象：人口越流动，越需要密集的社会关系；经营范围越跨地域，越需要能够传递信用、信息和资源的共同体结构。

因此，本书的中心问题不是外来人口如何“适应北京”，而是流动本身如何产生新的社会组织。来自温州等地的经营者并非只把原籍关系带到北京，原封不动地复制一个故乡。他们在服装生产和销售、住房租赁、劳动力组织、婚姻家庭、融资担保以及同管理部门交涉的过程中，不断改造旧关系、建立新关系。所谓“社区”，由此不再等于一块封闭地域，而是一套跨越城乡、行政区划、户籍身份和正式制度的关系网络。

这也把另一个问题推到前台：国家、市场与社会究竟怎样发生关系？“浙江村”既不是市场自发成长的纯粹结果，也不是国家治理留下的一片真空。市场机会依赖政策环境，非正式经营受到基层权力的约束，社区内部的组织又承担了合同、信用、保障和纠纷调解等功能。国家、市场和社会不是三个互不相干的领域，而是在具体交易和治理过程中彼此塑造。

改革开放以后，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扩大，但城市的制度安排并没有同步转向完整的居民接纳。户籍、住房、就业管理、工商登记和城市空间治理仍对外来人口设置边界。与此同时，北京快速增长的消费市场又需要低成本、反应迅速的生产和流通体系。制度排斥与市场吸纳同时发生，形成了一种矛盾处境：城市需要流动者的劳动和商品，却不一定承认他们作为稳定城市成员的资格。

“浙江村”正是在这一矛盾中形成。来自浙江的服装经营者在北京南部聚集，利用靠近市场、租金相对可承受以及交通便利等条件，逐步把裁剪、缝纫、加工、批发、运输和住宿连接起来。这里的“村”不是行政建制，也不是自然延续的乡村聚落，而是外来经营者、工人、本地房东、中介者和管理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旧有解释往往走向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把这类聚居区视为传统乡缘关系的残留，仿佛只要现代市场和正式制度发展起来，它就会自然消失。另一个方向把它浪漫化为民间市场对行政体制的胜利，认为温州商人凭借企业家精神便能自发创造秩序。项飙的研究对两者都保持距离：乡缘并非静止遗产，而是在经营活动中被重新组合；市场也不是脱离权力的自由空间，它始终同许可、检查、租赁、治安和地方财政利益交织。

问题由此从“传统还是现代”转向“关系怎样被组织”。如果只看到熟人关系，就解释不了一个小型服装经营网络如何扩展成复杂产业；如果只看到价格和利润，就解释不了信用、家庭劳动和同乡互助为何如此重要；如果只看到行政控制，又解释不了地方权力为何有时压制、有时容纳，甚至参与资源分配。全书要填补的，正是制度、关系和行动之间的中间层。

首先要区分“聚居”与“社区”。许多人住在同一地区，只能说明空间集中；社区则意味着他们在生产、生活、冲突和互助中形成了可持续的关系。“浙江村”的共同性并不来自一条固定边界，而来自反复发生的交易、雇佣、借贷、婚姻、担保和交涉。

其次要区分“流动”与“无根”。流动者并非摆脱一切关系的孤立个人。恰恰因为正式保障不足、经营风险较高，他们需要在北京和原籍之间调配劳动力、资金、信息和家庭责任。流动不是关系的消失，而是关系被拉长、重组和功能化。

第三要区分“关系”与抽象的“人情”。书中关系的意义不仅是情感亲近，也包括可执行的资源联系。一段同乡关系能否提供工人、订单、借款或担保，取决于它被嵌入何种经营结构。亲缘与地缘既可能降低合作成本，也可能制造依赖、不平等和内部约束。

第四要区分“非正规”与“无秩序”。缺少完整手续的生产和居住并不等于毫无规则。社区内部可能形成信誉、分工、行规和纠纷处理方式。不过，非正规秩序也不是自由自治的同义词：它对个人关系依赖很深，权利缺少稳定保障，更容易受到选择性执法和权力寻租的影响。

第五要区分“国家”与单一行动者。中央政策、北京市管理目标、区街治理、原籍政府以及具体基层人员，可能拥有不同利益和行动方式。国家不是从上至下完全一致的机器，而是通过多个层级进入社区。流动者面对的也不是抽象国家，而是证照、检查、拆迁、收费、治安和协商等具体过程。

最后要区分“正规化”与“权利化”。生产空间变得整齐、经营主体被登记、人口被重新分类，并不自动意味着流动者获得更稳定的居住权、劳动保障和公共服务。正规化可以提高可见性和管理效率，也可能提高准入成本，把弱小经营者排除出去。

概念	精确含义	与其他概念的关系	在全书中的作用
跨越边界的社区	不依赖单一地域封闭性，而由跨地域关系和持续互动构成的社会组织	以流动为条件，通过关系丛连接北京与原籍	改写“社区必须固定在一地”的预设
关系丛	围绕经营、生活和治理形成的多重关系组合	包含亲缘、地缘、雇佣、租赁、信用和权力关系	说明社区不是同乡身份的简单总和
流动	人口、资本、商品、信息及家庭责任在地域间迁移	既受到制度边界约束，也制造新的联系	将共同体的生成机制置于动态过程之中
系	以特定经营者或核心家庭为节点形成的合作与依附网络	比一般同乡关系更具体，又比正式企业更具弹性	解释生产组织如何在缺少完备契约时扩张
国家与市场	多层治理力量同交换、生产和资源配置的实际结合	并非彼此替代，而是在基层相互嵌入	反驳“市场成长等于国家退出”的线性叙事
正规化	通过登记、规划、集中管理和空间整治提高可治理性的过程	可能改变非正规经营，也可能强化资本和行政门槛	分析2000年后社区结构变化的重要入口
分割—攫取	将流动人口按空间、身份或经营能力区分，再对特定部分吸纳价值、转移成本	与土地、租金、用工和城市治理相关	揭示后期治理并非简单排斥，而是选择性纳入

本书的解释从一个基本条件开始：流动者进入北京时，拥有市场机会，却缺少完整的制度性资格。他们能够寻找订单、生产商品、租赁空间，却无法仅凭普遍化的城市权利解决居住、融资、招工和风险保障问题。机会与资格之间的落差，促使他们调用亲缘、地缘和熟人信用。

但同乡关系本身不会自动生成产业。只有当关系被嵌入具体分工，它才成为组织资源。一个先行经营者可能带来亲属或同乡，提供工作和住处；新来者积累经验与资本后，又可能独立经营，继续吸收新的劳动力。家庭既是生活单位，也是生产、融资和风险分担单位。围绕核心经营者形成的“系”，把独立小生产者、工人、供货者和销售渠道连接起来。它不完全等同于企业科层，也不是松散互助，而是一种兼具合作、等级和依附的网络。

这些网络在空间中聚集，进一步产生规模效应。加工者、辅料商、运输者和批发商彼此靠近，信息传递更快，小额订单可以灵活拆分，劳动力能在不同作坊之间移动。空间集中降低了交易成本，却也提高了社区在治安、消防、住房和人口管理上的可见度。经济上的成功因而会带来治理上的压力：越是繁荣，越容易被视为需要整顿的对象。

治理并非单向压制。当地居民可以从出租住房和提供服务中获益；基层组织可能从管理、收费或资源配置中获得利益；原籍政府也可能把在外经营者视为地方经济网络的一部分。不同权力主体围绕社区形成合作、冲突和中介关系。外来经营者则通过能人、代表人物和各种非正式渠道进行交涉。国家由此不是社区之外的背景，而是社区内部关系得以形成和变化的参与者。

这一模型可以概括为一条循环链：

人口流动带来市场机会与制度缺口；制度缺口强化对关系的依赖；关系网络组织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产业聚集提升效率并扩大社区；社区扩张增加行政可见性与空间冲突；治理行动重新分配经营机会和生存成本；经营者再通过迁移、分化、组织调整或同权力协商回应。社区并非建立一次便固定下来，而是在这一循环中持续生成。

修订版对后续变化的观察，又把解释推进了一步。随着城市治理能力增强、土地与空间价值上升、商业组织趋向集中，早期依靠制度缝隙成长的经营模式面对新的正规化要求。此时变化并不只是“非正规被正规取代”。更可能发生的是分层：资本较强、能够承担证照和场地成本的经营者进入正规体系，较弱者则被推向更远地区、更隐蔽空间或不稳定劳动位置。城市并非彻底拒绝流动人口，而是选择性地吸收其劳动与经济价值，同时把居住、家庭生活和社会保障成本外移。

本书最重要的材料来自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项飙进入经营场所、出租院落和日常生活网络，追踪人物之间怎样招工、合作、成家、迁移、发生纠纷并同管理部门打交道。这类材料的优势，是能够展示统计分类难以捕捉的社会过程。例如，“外来人口”“个体户”和“暂住者”等类别，只描述了行政身份，却不能说明一个人怎样借助亲戚进入作坊，又怎样从工人转为经营者，更不能说明家庭责任如何横跨北京与原籍。

生活史材料承担的不是装饰作用。人物经历把宏观制度转化为行动条件，使读者看到一次检查、一项租赁安排或一段婚姻关系如何影响生产网络。它们特别适合揭示机制：某种关系在什么情境下被调用，一次经营扩张依靠哪些节点，一项治理措施如何沿着房东、经营者和工人的关系传导。

空间分布和社区变迁材料，则帮助说明产业网络并非悬浮在城市上空。道路、市场、出租院落和行政边界都会影响聚集形态。修订版增补的回顾，使早期田野获得了时间纵深：同一社区在不同治理阶段呈现出的差异，可以用来检验原先概念是否仍有解释力。

不过，民族志材料主要提供机制性的理解，而不是总体人口的概率估计。从若干关系网络中看到的过程，不能未经比较就推广到所有流动人口社区。人物叙述还可能受到研究者进入位置、受访者记忆和表达策略影响。它的说服力来自材料之间的相互印证、长期观察与概念解释，而不是样本数量本身。

书中的“村”也是一种分析性命名。它帮助读者看见共同体，却可能让人误以为成员之间拥有高度一致的身份和利益。项飙通过内部差异、经营层级和权力关系不断修正这种印象：社区能够提供支持，也会制造控制；同乡身份能够促进合作，也不能消除阶层分化。

流动可以生产共同体

通常的现代化叙事认为，稳定产生关系，流动破坏关系。“浙江村”显示，因流动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反而会增加人们组织关系的需要。问题不再是共同体是否被现代市场消灭，而是何种共同体在市场和制度条件下被重新生产。

这一洞见的条件是：流动者需要反复合作，正式契约和公共保障又不足以覆盖全部风险。如果市场交易高度标准化、社会权利充分普遍化，乡缘网络的功能可能减弱。因而，流动与共同体之间不是永恒的正相关关系，而是受到制度环境和产业结构调节。

社区是一种关系结构，不只是一个地方

把社区等同于地图上的区域，会把研究注意力局限在北京南部。但“浙江村”的劳动力补充、资金安排、婚姻关系和身份认同都同原籍相连。社区的实际边界随着订单、迁移和关系调用而伸缩。

这改变了观察城市化的尺度。城市中的外来人口生活不能只在流入地解释，乡村变化也不能只在原籍内部解释。两地共同构成一个社会场域：北京的经营影响原籍家庭与地方社会，原籍关系又持续塑造北京的生产网络。

市场扩展并不意味着权力退场

“浙江村”的成长容易被写成民营经济突破计划体制的故事，但书中呈现的市场始终是制度化的市场。谁能租房、在哪里设摊、何种经营被容忍、检查如何执行，都受到具体权力关系影响。非正规市场不是国家消失后的自然状态，而是治理边界、地方利益和民间组织共同塑造的空间。

这一点也提醒我们，不宜把国家和社会理解为此消彼长。基层权力可能限制社区，也可能与其形成利益连接；社区内部的代表人物可能保护经营者，也可能借中介位置积累权力。分析的重点应从“国家多还是市场多”转向“权力通过哪些关系配置机会和风险”。

正规化会重新分层，而非平均改善

正规化常被理解为从混乱走向秩序，但它首先改变的是进入门槛。证照、标准化场地、税费和空间规划提高了经营的可识别性，也要求参与者拥有更多资本和合规能力。原本处于同一非正规空间中的经营者，可能因此走向不同位置。

修订版提出的“分割—攫取”视角尤其重要：治理不一定把所有流动者一律排除，而可能吸纳其中有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的部分，同时压缩他们作为完整生活主体的空间。城市需要劳动，却未必愿意承担劳动者家庭再生产的成本。排斥与利用可以同时发生。

这套解释首先说明了外来人口聚居区为什么不会随着市场发展自动消失。只要经营仍依赖灵活分工、非标准信用和跨地域劳动力，关系网络便有持续价值。即使原有聚居空间被拆分，网络也可能迁移、分散或转入新的组织形式。

其次，它能解释小规模经营为何具有超出单个家庭的扩张能力。家庭作坊看似微小，却可以通过“系”和关系丛连接成更大生产体系。扩张不一定依靠把所有环节纳入一家正式企业，也可以借助反复合作、声誉约束和关系担保完成。

再次，它帮助理解城市治理中的反复：某些时期容纳，某些时期整顿；某些经营者被纳入，另一些被清退。这种变化未必只是政策摇摆，也可能源于市场需求、空间价值、治理目标和地方利益的重新组合。当土地价值较低、城市需要廉价商品和就业时，非正规聚集容易获得容忍；当空间用途和城市形象发生变化，同一社区便可能被重新定义为风险或负担。

最后，这一框架把“流动人口问题”从人口素质或个人适应问题，转化为制度与社会组织问题。流动者的处境不是由其身份单独决定，而是由户籍、住房、产业、家庭安排、地方权力和市场结构共同产生。它比“勤劳致富”或“管理失序”的单一叙事更能容纳现实复杂性。

一种竞争性解释是现代化理论。它认为乡缘网络属于市场发育不足阶段，随着契约、企业制度和公共服务完善，关系型组织将被普遍规则取代。这一解释能够指出关系网络的局限：它可能排斥陌生人、强化家长权威，也不利于形成稳定劳动权利。但它容易把现实变化写成单一路径，忽略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关系长期共存的可能。企业内部同样需要信任和中介，正规市场也会利用既有社会网络。

第二种解释来自纯粹的市场创业叙事。按照这一视角，“浙江村”主要是企业家发现需求、承担风险、利用低成本分工的结果。它可以说明价格信号和经营激励，却难以解释为什么机会沿特定地域关系扩散，为什么某些交易依赖家庭与同乡担保，也无法充分说明治理行动怎样改变利润和风险。市场解释不可缺少，但必须放回制度和关系之中。

第三种解释强调国家控制，把外来人口社区视为行政排斥的被动产物。它准确捕捉了户籍和空间治理造成的不平等，却可能低估流动者主动建构秩序的能力，也容易把不同层级政府想象成目标一致的整体。书中的地方互动表明，控制、协商、交换和利用经常同时存在。

第四种解释可以称为族群经济或移民飞地模型。它强调共同来源、内部劳动力和封闭市场对少数群体经济的支持，同“浙江村”确有相通之处。但中国国内流动受到户籍与城乡制度塑造，原籍政府、城市基层治理和土地制度的作用也具有特殊性。若直接套用国际移民框架，可能忽略国内流动者既是本国公民、又缺少完整城市资格的矛盾位置。

这些解释并非只能相互排斥。项飙的贡献，在于把它们各自抓住的因素置于同一动态过程：创业需要关系，关系受到制度塑造，制度通过多层权力执行，而所有因素又随城市空间和产业结构变化而改变。

“跨越边界的社区”并不适用于所有流动人口。若劳动者进入高度科层化的大企业，招聘、住宿和工资均由企业统一安排，原籍关系在生产组织中的作用可能较小。平台化用工和短期零工也可能形成另一种结构：劳动者人数庞大，却缺少持续互动，难以发展出社区性的互助和代表机制。

关系网络也不能被视为天然温暖的共同体。核心经营者掌握订单、住房和信用时，互助可能与支配共存；家庭生产可能模糊劳动与生活的界限，使工时、报酬和照料责任难以被公开讨论。关系能补充正式制度，也可能把风险私人化，让弱者依赖强者的善意。

书中的田野集中于特定时期、特定产业和特定空间。服装业具有小批量、快速周转和可拆分生产等特点，因此特别适合依靠关系网络。若行业需要巨额固定资本、严格技术认证或高度标准化供应链，同样的组织方式未必成立。把“浙江村经验”推广到其他地区时，必须比较产业技术、城市政策与原籍网络。

正规化也不必然只有排斥效果。消防、劳动保护、产品标准和公共卫生规则具有真实的公共价值。问题不是要不要规则，而是谁能够参与规则制定、合规成本如何分担，以及规则是否同时保障流动者的居住和劳动权利。若只因非正规秩序具有活力便忽视安全风险，同样会把代价转嫁给处境较弱的人。

“分割—攫取”揭示了选择性吸纳，却不能代替对每项政策的具体分析。产业升级、人口变化、交通调整和住房供给也会影响社区命运。只有在能够说明利益如何被提取、成本如何被转移时，这一概念才具有解释力；若把所有空间整治都直接归为攫取，概念就会失去辨别能力。

观察今天的超大城市，可以继续使用本书提出的关系视角。外卖骑手、家政工、建筑工人或直播电商从业者看似由平台和市场统一组织，实际生活仍可能依赖老乡介绍、合租网络和跨地区家庭安排。分析时不能只看劳动合同或应用程序，还要问：谁介绍工作，谁承担失业和疾病风险，劳动者的孩子和老人在哪里生活，收入怎样在不同地域之间流动。

城市更新也是一个重要场景。一个聚居区被拆除，并不等于其中的社会关系随之消失。生产网络可能迁往郊区或其他城市，劳动力可能转入更分散的居住形式。物理空间变得整洁，并不能直接证明社会成本减少；成本也可能被转移给通勤者、租客、原籍家庭或其他地区。

县域商业和跨地区产业带同样可以从“跨越边界”理解。生产位于小城，销售经由大城市或网络平台完成，家庭成员分别承担经营、物流和照料。这里是否形成社区，不能仅凭籍贯或地理集聚判断，而要考察关系能否持续组织资源、处理风险并形成共同规则。

不过，数字平台与“浙江村”并不完全相同。平台能够以算法、信用记录和标准合同替代部分熟人协调，也可能建立更集中的控制。关系网络仍然存在，但它同技术基础设施之间的权力分配需要另行研究。用“浙江村”解释当下，应当把它作为提问框架，而不是把新的劳动形态简单判定为旧模式重现。

1. 当我们把一群人称为“社区”时，依据的是共同居住、共同身份，还是持续发生的资源交换与责任关系？
2. 一项经济活动看似由市场价格推动时，哪些信用、担保、照料和信息成本实际上由家庭或熟人网络承担？
3. 面对所谓非正规秩序，应如何分别判断它缺少哪些法定形式、拥有哪些实际规则，以及风险最终由谁承受？
4. 当政策被概括为“国家行动”时，其中有哪些层级、部门和执行者？他们的目标与利益是否一致？
5. 一项正规化措施提高了什么标准和安全保障，又提高了哪些准入成本？不同规模的参与者分别获得和失去什么？
6. 一个地方被清理或改造后，原有的人口、生产和家庭责任转移到了哪里？空间问题是被解决了，还是被重新分配了？
7. 从一个社区的民族志推向更普遍结论时，哪些机制可能迁移，哪些结论依赖特定产业、时期与制度条件？

• 问题

  • 流动人口缺少完整城市资格，却能形成稳定而复杂的经济与生活秩序。
  • 流动为何没有消灭共同体，反而促成新的社区？

• 关键区分

  • 聚居不等于社区。
  • 流动不等于无根。
  • 非正规不等于无秩序。
  • 国家不等于单一行动者。
  • 正规化不等于权利化。

• 核心概念

  • 跨越边界的社区：社区由跨地域关系维系。
  • 关系丛：亲缘、地缘、经营、租赁与权力关系相互叠加。
  • 系：围绕经营核心形成的弹性合作与依附网络。
  • 正规化：通过登记、规划和标准提高可治理性。
  • 分割—攫取：选择性吸纳经济价值，同时转移生活与保障成本。

• 解释过程

  • 市场开放提供经营机会。
  • 制度边界造成资格和保障缺口。
  • 流动者调用并重组原有关系。
  • 关系网络组织生产与社会再生产。
  • 产业聚集扩大社区，也提高其行政可见性。
  • 多层权力通过容纳、收费、协商和整治进入社区。
  • 空间升值与治理转向推动正规化和内部分层。
  • 社区通过迁移、分化和网络重组继续变化。

• 证据

  • 长期田野观察揭示关系实际如何运作。
  • 生活史连接个人行动与制度条件。
  • 空间和历史材料呈现社区的生成与变迁。
  • 民族志擅长识别机制，但不能自动代表所有流动群体。

• 洞见

  • 流动能够生产共同体。
  • 社区首先是一种关系结构。
  • 市场扩展并不意味着权力退出。
  • 正规化往往重新分层，而非平均改善处境。

• 边界

  • 解释依赖特定产业、城市和历史条件。
  • 关系网络既能互助，也能制造依附和不平等。
  • 非正规秩序不能成为忽视安全与劳动权利的理由。
  • 现实映射必须追踪具体机制，不能把概念当成无条件标签。